领导者在做决策时,有时会遇到两个誓不两立的对立物突然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这时候,应当学会从对立中寻求转机,这是引导你走出决策困境的正确思维方法。
这种决策思维的规范表述是:从看似对立的无法“调和”的两个事物之间,深刻认识它们的相互关系,从中寻找此消彼长或者此长彼消的转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显然,这种决策思维,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一部《孙子兵法》,几乎从头至尾都在讲如何从对立中寻求转机。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的因素。敌与我,强与弱,进与退,攻与守,胜与败,多与少,虚与实,劳与逸,内与外,奇与正, 勇与怯,治与乱,远与近,安与危,……这些看似对立的事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着,并且时常出现互相转化的趋势。只要决策者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既看到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又看到对立双方的转化趋势和转化时机,积极创造转化条件,就能从对立中寻求到解决问题的转机,确保决策行为取得理想的结果。
从对立中寻求转机的辩证思维,其思维轨迹往往穿行于两个互相对立的事物之间,形成一条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曲线。军事家为了麻痹、迷惑敌人, 往往“虚而示之以实”,或者“实而示之以虚”。当敌人已经掌握了你这套用兵谋略时,决策者的思维轨迹便适时地螺旋上升,又转向对立的另一方去寻求转机,采取极端的形式,以违反常理的办法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这就是 “虚而虚之,使敌转疑以我为实。”“实而实之,使敌转疑以我为虚。” (《张宇》)如诸葛亮命令关羽在小路上设伏,又故意在小路上点起烟火,结果锈使在赤壁失败的曹操中计。后来,诸葛亮又施空城计吓得敌军不敢进城。这些案例,都是古代领导人才灵活巧妙地运用辨证思维从对立中寻求转机的成功实践。
对立因素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对立双方的转化,往往是有条件的,而决非无条件的。只有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立双方确实具备转化的条件时,促使事物向着对立方问转化,才成为可能。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转机”。在这一思维过程中,领导者的决策思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看他能否把根对立双方的转化规律,及时捕捉转化时机,积极创造转化条件。倘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 一味想从对立中寻找转机的企图就会落空,甚至将领导者引上错误决策的歧途。在现实生活中.此类例子屡见不好鲜。即使是—些深孚众望的杰出领导人才,也难免在这方面产生失误,在事关大局的战略决策中,准确把握对立双方的转化规律,捕捉转化时机,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颇具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决策的重大失误。
那么,从对立中寻求转机.领导者需要注意哪些要点呢?作者以为,至少应注意以下6点:
(1)当对立双方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僵持阶段时,领导者应当清醒地看到,此时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迅速朝着对立方向转化。此时领导者需要做的,不是如何忙于捕捉转化时机,而是如何积极创造转化条件。
(2)当对立双方中的某一方,正朝着自己的同一方向继续发展变化时(诸如乱者更乱,弱者更弱……),领导者切勿发生“误诊”,误以为通过采取极端手段,让乱者“乱”个痛快,弱者“弱”个彻底,事物的转机就会到来。那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加剧事态的恶化。这时候,领导者唯一的正确抉择,就是如何抑制对立中的某—方继续朝着自己的同一方向发展。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从中创造转化条件,进而捕捉到转化时机。
(3)当客观形势需要领导有从对立双方中选择某一方时,领导者切忌左右据摆或矫枉过正,前者会使你失去转机,而后者则将使你走上错误的极端。两者尽管“病症”有所不同,但“病根”却是—个;都是由封闭的小生产生活环境中产生的狭隘心理诱发的。因而在许多时候,这两种“病症”会互相转化,交替发生。诸如,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方面,某些领导者总是在右或“左”这两个极端上进行大幅度摇摆;在对外关系方面,有些人好走排外或媚外这两个极端。当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正在征纠正某一种倾向时,又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对于上述这些不良思维习惯,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予以克服。
(4)当对立双方看似“誓不两立”,绝无调和余地的时候,领导者应出冷能地透过表象去剖析事物的本质,坚信即使是尖锐对立的双方,也是有共些共同点的。离双方的接合部越近,这种共同点就越多。按照这一思维轨迹去寻找能被双方共同接受的东西,往往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转机。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生产力方面有共同点,即使在社会管理制度的某些具体方面也同样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表现在:在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上,尽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不同,但在非主体部分以及主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上,诸如企业管理体制、两权分离形式、股份制、租赁制等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制度人虽然国体有本质区别,但在政体方面,如选举制度、司法体制、文官制度等,也有不少类似之处;在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由于找到了这么多的共同点,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文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显而易见,从这种对立双方中寻找“共同点”的思维方式,有时候(不是任何时候)确实能帮助领导者很快捕捉到解决问题的转机。
(5)当对立双方一时很难找到共同点时,有时候,领导者不必忙于做出有利于某一方的抉择,也不必强行让某—方向别一方的立场靠拢。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尽量比对立双方同时向近接双方的“直线”上的某一点靠拢。这—点,不一定是“直线”上的“中点”,只要双方都能做出某种妥协和让步,达一事实本身,就能促使对立双方找到一种“体面”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从对立中寻找转机的又一种思维模式。
(6)根据“此消彼长”的事物转化规律。当对立双方出现不利于决策者的转化趋势时,为了阻让事态的近一步恶化,决策者不妨采取适度削弱“得势”的一方,同时又适度增强“失势”的一方的策略,来重建对大双方的均势。在某些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转机,往往就存在于对立双方的均势之小。
决策思维的高明与否,正确与否,主要就体观在它能否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以“智”取胜上。从对立中寻求转机的辨证思维,是最复杂、最多变的一种决策思维,它的发展格局变幻莫测,往往很难控制和驾驭。我们在这里陈述的思维轨迹,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描述,理性的概括,它只能供有志于闯这一难关的领导者参考。更巧妙、更实用的决策思维轨迹,还有待于各级领导者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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